《苦难的年代》之历史叙事初探:中国朝鲜族形成史的还原、误读与重建
李海英
[摘要] 《苦难的年代》是朝鲜族作家李根全于1980年代发表的移民叙事小说。小说完全“忘却”了东北朝鲜人民族主义者的革命斗争,而详细地“记忆”着朝鲜人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抗日的历史,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的发展脉络,对朝鲜族历史进行了全面还原与重建。这种历史记忆的形成源于抗战胜利到“文革”期间朝鲜族所面临的国家观问题以及李根全的历史责任感。因此,如果说该作品存在对历史的误读,也应视为为了重建朝鲜族形成史而进行的有意误读。
[关键词] 《苦难的年代》;朝鲜族;历史正统性;移民叙事
李根全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年代》是朝鲜族文坛的第一部移民叙事作品,全书分上下两卷,分别发表于1982年和1984年,讲述了自19世纪初至解放前后约半个世纪的朝鲜族移民史与民族形成过程。该小说叙事宏大,历史感凝重,其问世之初,曾受到一些批评家、作家的关注,①之后却一直被忽略、批判。80年代末,批评与研究者讥讽它“与我们所学的历史教科书有某种相似性”,[1](31)程式性、极端的阶级对立视角等作品的局限性被一一指出,因而受到辛辣批判。在90年代以后刊行的各种中国朝鲜族文学史中②,虽然承认它是朝鲜族的首次移民叙事,但也只是一笔带过,未给予充分关注。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与改革开放以后日益增强的脱意识形态创作追求息息相关。1990年代初朝鲜族作家崔红一发表了与《苦难的年代》形成鲜明对比的小说《泪洒图们江》。该作品是在明确的去范式化创作理念下完成的,作者明确宣称“窃以为,生活之苦楚,为了表其凄惨哀绝之貌,须从程式化中脱离出来,表现人之本体,从多重角度刻画人。”[2](6)这部作品标志着去范式、脱意识形态的移民叙事的诞生,一经发表,备受瞩目,好评连连。与此同时,《苦难的年代》则在与它的对照中,愈发被否定,几乎淡出学界视野。
诚然,“像教科书一般形式化”[3](31)是《苦难的年代》的文学局限性。作品在叙述朝鲜族移民史时,完全从阶级对立视角出发,以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为中心,却对朝鲜人与东北原住民及东北境内其他各民族间的矛盾、朝鲜人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尴尬处境,以及朝鲜人移住民的真实生活等等,全部略去不书,从而造成了叙事的单一性、片面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苦难的年代》详实地记述了1920年代中后期到1930年代末东北朝鲜人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抗日的历史。根据相关史料记载,1920年代初期东北朝鲜人民族主义者的抗日斗争与1920年代中后期至1930年代朝鲜人共产主义者的抗日斗争都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回忆、还原这段历史的移民叙事作品只有《苦难的年代》。其他描写朝鲜人移民史的作品均未涉及该段历史。①从这个角度来看,《苦难的年代》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那么,我们有必要深思为什么李根全选择以这种方式叙述朝鲜人移民史。
目前对《苦难的年代》的批评和研究主要聚焦在“忘却”,即关注他为何“忘却”民族主义者的抗日武装斗争,为何“忘却”东北朝鲜人的真实生活,认为这种有意识的“忘却”导致了作品叙事的单一性,甚至认为这是对历史的歪曲。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苦难的年代》虽然“忘却”了这些,却详细地“记忆”着其他人都选择“忘却”的东北朝鲜人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斗争。如果说忘却是对无意义事件的删除,那么记忆便是对有意义事件的选择。[3](278~279)所以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该作品与我国朝鲜族发展史,我们绝不可忽略这个问题。基于此,本文拟重点关注《苦难的年代》所“记忆”的内容,考察其“记忆”的历史背景与目的、方式。
一、建国初期到“文革”时期:朝鲜族的国家认同危机与李根全的历史认识
李根全自称《苦难的年代》的构思始于1953年。当时舒兰一所小学的老师向身为记者的李根全问道,我们朝鲜族成为少数民族的历史有多久了?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有什么故事?然而,李根全自己也不知道,只好沉默以对。正是这个关于朝鲜族历史的提问使他萌发了创作《苦难的年代》的念头。而且,从这段对话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朝鲜族的祖国观与国家认同尚不清晰。
事实上,建国初期到1960年代,朝鲜族虽然获得了中国公民权,但仍然十分重视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朝鲜)的血缘之情。当时,在朝鲜族干部、教师、学生等一些知识分子阶层之间曾十分流行“多祖国论”。这种理论认为朝鲜是朝鲜族的“民族祖国”“第一祖国”“感情祖国”,中国是“法律祖国”“第二祖国”“现实祖国”,苏联是“无产阶级祖国”“第三祖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第一任主席朱德海一开始便认识到了这种论调的谬误。他认为中国朝鲜族虽然与朝鲜境内的朝鲜人同属一个民族但中国朝鲜族是中国公民。然而他的批判、告诫也未能阻止“多祖国论”的蔓延。而且,在1957年全国性反“右”派斗争的影响下,延边地区也出现了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这更使得朝鲜族的祖国观与国家认同成为了十分严肃的政治问题。再加上当时朝鲜缺乏劳动力,重新回到朝鲜的“逆移民”现象频繁发生。
朝鲜族的“朝鲜逆移民”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根据中国与朝鲜的官方协议进行的集体移民;另一种是民间非法越境。其中,非法越境的情况占了绝大多数。中国朝鲜族的第一次集体移住朝鲜发生在1959年3月末。关于当时的情况,《内部参考》2724期中有如是记载:“一群中国国籍的朝鲜族即将前去参加朝鲜建设。吉林省的7000户中国朝鲜族为了(国家)建设即将赶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笔者:吉林省1959年的规定额度为7000户)……但是大多数县里,申请去朝鲜的户数大大超过规定额度,已然成为一个大问题。例如,海龙、磐石、舒兰等朝鲜族四县,超过了规定额度的2.4倍,多达5118户。”[4](166~167)由此可见当时的“逆移民”规模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他们的移民动机也各不相同。
从以上记录可知,当时朝鲜族“逆移民”的原因比较多样,其中甚至不乏投机心理。除此之外,“民族祖国论”、反“右”派政治斗争、尚不适应新中国的政治及生活工作环境等均为重要原因。这也再次表明当时部分朝鲜族的国家观比较混乱,尚处于国家认同构建的初期阶段。
国家认同问题是朝鲜族发展的重要问题,因而引起了部分朝鲜族知识分子的注意。李根全早在1962年便创作了回应朝鲜族国家认同问题的小说《老虎崖》。该小说主要叙述了抗战胜利后,东北朝鲜人接受共产主义理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到与国民党的决战,从而成为堂堂正正的新中国主人的内容。可以说,这是一部旨在培养朝鲜族的正确国家观,强化朝鲜族国家认同的作品。[5](305~306)然而,即便是这样的作品也在“文革”期间被定为“毒草”,李根全因此被下放到“5·7”干部学校。这段切身经历使李根全更迫切地意识到确立朝鲜族历史正统性,进一步巩固朝鲜族作为少数民族一员地位的必要性。《苦难的年代(下)》出版后不久,1984年11月,他在一篇名为《通过历史将民族之魂》的访谈中讲述了自己重视历史题材的原因:“始于想让青年们知道今天的幸福如何得来并更加珍惜的意图,更希望通过真正了解我们民族过去的历史明悟我们民族的应立之所。人们一般都说朝鲜族是在朝鲜活不下去,为了讨饭吃来到中国的,但这是片面的。我们民族自古脚踏这片土地,先与大自然斗争,与封建阶级和官僚斗争,而且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各族人民并肩作战,与各民族一同书写了中国近代史。”[6](71)从这段意味深长的话中不难窥测李根全的历史认识与创作意图。事实上,《苦难的年代》较之《泪洒图们江》明显更程式化、理念化的原因之一也在于两人在历史认识上的差异。李根全于1929年出生在朝鲜慈江道,1937年随父亲移住中国,是朝鲜族第一代革命家,与《泪洒图们江》的作者,也是第二或者说第三代朝鲜族作家崔红一在人生历程、生活背景等方面都十分不同,他所承受的历史重压与使命感也远远超过崔红一。总而言之,《苦难的年代》的创作与建国初期朝鲜族的国家认同危机息息相关,作品中对过去历史的还原与解读中隐藏着他对朝鲜族现在与未来的思考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