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报
在「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镜报》特邀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进行专访，深入探讨香港如何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发挥所长。从国际航运中心转型到新质生产力实践，从宪制秩序深化到大湾区融合，梁振英以其丰富的治港经验，为我们勾勒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发展蓝图。
高璐：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编制之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您认为香港应该如何发挥自己所长，为国家作出贡献？
梁振英：国家在「十四五」规划下，内地这部分，我认为克服了很多困难。在整个国际大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香港这部分也发挥了作用，并且准备进一步发挥它的所长。「香港所长」也体现在「十四五」规划里，即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关键词是「提升」不是「扩大」。
国际航运中心：从「码头吞吐量」到「高端服务」
举个例子说，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我们知道「大概念」的航运中心不仅是港口码头，我们要不断地在社会上解释和解读。过去几年，由于内地的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长得比较快，香港增长得比较慢，所以在处理集装箱数量的标准上，香港在世界一大航运中心的排名下跌，但这仅是「小概念」的航运中心。
今天高产值的「大概念」航运中心不以码头的集装箱吞吐量论英雄。如伦敦没有集装箱码头，但是，伦敦仍然是一个我说的「大概念」国际航运中心，做船舶的融资，还有海事金融、海事法律，还有海事保险，包括我们现在非常关心的战争保险。三年前俄乌冲突开始之后，西方做战争保险的保险公司，取消了所有跑俄罗斯港口的船只的战争保险。这使得一些船跑俄罗斯的要「裸奔」，没有保险。伦敦也有海事法律，伦敦从事国际性高端航运服务的专业人士，是有垄断地位的，人均产值比香港葵涌码头工作的工作人员产值高出很多倍。所以，我们如果可以让在码头工作的工人、司机，能够把家里的子女培养成为类似在伦敦航运服务业工作的海事保险人才和司法律师，这样不仅他们的家庭有进步，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的提升就体现出来，这也是我们国家所需。
成立「航商总会」培训航运高端人才 补齐国家航运短板
我们的长板是造船、航运业务，还有我们的码头集装箱吞吐量也增长得快。刚刚我说的海事保险、海商法律服务、海事融资就是我们「大概念」航运服务业的短板。香港有这个优势能将「大概念」的国际航运中心做起来，这是香港适合做的，是香港所长，国家所需。
过去几年，我一直和有关朋友在商量和推动香港怎么可以补国家「国际航运中心」的短板。其中一项工作是在香港成立一个「大概念」的、大范围的航运界的商会叫作「航商总会」。
「航商总会」里面有海事律师、海事融资专家。我们正在努力做几项工作，其中一项是在香港培训涉外海商法的人才，因为在香港聘请国外的教授来香港授课比较方便。国家提出要支持香港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提升」这两字体现在香港如何让国家在「大概念」的航运业里的一些短板尽快补齐。所以，做这些工作需要的力度比较大，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
比如说，从我们的大学毕业生抓起，他们学习基本的海商法，并积累10年至20年的经验。我们有这方面足够的自己的海事律师，去经营有规模、有规范的涉外律师事务所，以维护我们国家在海上的合法权益，这需要的时间便更长了。所以这些工作，我们希望能够呼吁一下，希望各界朋友都能够给予关切和支持。
做好最后一公里 可以体现全面的新质生产力
高璐：「新质生产力」这个词已经连续两年出现在政府的工作报告当中，可见国家对其重要性的认定。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呢？
梁振英：我们国家现在处于高水平的发展阶段，过去那种比较粗放的发展时代过去了。我们现在不仅是追求量的增加，也追求我们的产品以及服务质量的提升。我们更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它是一个全过程、全面的新质生产力，包括我们现在内地一产、二产、三产的质量已经很高，但还差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把最后一公里做好，我们就可以体现全面的新质生产力。
具体说，一个好产品出来了，怎么能够走国内外更大的市场，能够售卖到更高的价钱？比如说我们国内的几个产区的葡萄酒质量越来越好，国际的评酒专家都给予很高的评分。但是推广、贸易、品牌、形象这些讲故事的工作怎么做好，这个是很关键的，也是最后一公里里面的一些细节步骤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
过去四、五年时间，我和香港的一些朋友经常跑宁夏，还有一些主要的葡萄酒产区。香港国际贸易中心这平台的优势，包括作为一个国际葡萄酒贸易中心，可以做很多推介、推广、打造形象工程的工作，现在我们的工作已初见成效，这也体现了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和国家支持香港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现在宁夏有一些酒庄的葡萄酒在香港的销量、通过香港的平台转到国外的销量均有比较明显的增加。
宁夏的枸杞子、新疆的瓜果、云南的咖啡、山东威海的渔农产品销到韩国、日本去，这些都需要香港做好贸易服务。香港作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的特点就是贸易量非常大，对于香港GDP的贡献也比较大。但是香港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没有工业产品，也没有渔农产品，香港现在卖什么？现在香港做的是贸易服务，把第三方的产品卖给第三方的市场。
香港这个地方仅有750万人口，生产和生活需求不会很大。但是香港带动第三方的市场，买第三方的供货商的货，卖给第三方的市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内地生产商要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生产商自产自销，从头到尾都做大而全、小而全的那种在现代情况下是行不通的。因为现代的国际经济活动是高度分工的，是高度专业化的，所以香港要在国内发挥好国际的贸易功能，让好产品、好的服务通过香港卖到更高的价钱。
同样的，内地很多企业来香港上市，香港便成为一个融资的平台。但是来香港上市前后，通过香港的工作，使得这个企业就像它的产品、服务一样，同样的东西卖到更好的价钱，同样的利润能够让企业的股票在香港的股票市场、国际的股票市场卖到更好的价钱，使得这个企业的价值能够体现出来，这就是香港可以做贡献的地方。
我过去这几年在内地做的香港和内地对接工作，其中一方面，现在应该说已走出一条路，而且内地有关的省市都认识到香港这方面的功能。
让市民更深入认识「一国两制」的权利是中央授予的
高璐：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维护香港在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那么香港应该如何在宪法、基本法，还有国安教育的同时，能够更加地推广爱国主义教育，让我们香港的市民能够更加深入的认识「一国两制」？
梁振英：我很荣幸地在1985年到1990年参与了基本法起草的全过程。1988年到1990年，我是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为一共180个来自各界、各阶层的委员们服务。然后1990年基本法颁布之后，一直到1997年，我也参与了香港回归的全过程，所以我对您刚刚提出的问题也非常关心。
我们必须认识到，香港的回归的方式和过程是由当时管治香港的英国政府把香港交回给我们国家，然后由我们国家通过颁布基本法，授权特区政府实行高度自治。因此，所有的权利是来自中央的。这也是我们过去数年强调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的管治权的原因。香港回归并不是像有些联邦国家，比如美国这种联邦国家，它一个州加入这个联邦的时候，把一部分的权利交给联邦，它自己保留了一些——我们在法律上说的剩余权利。香港没有剩余权利，香港所有的权利都是中央通过基本法授权香港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香港权利的来源。我们也知道「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16个字不仅是概念，而是体现在1990年全国人大颁布的《香港基本法》的160条具体条款中。所以，当我们谈论宪制秩序时，必须从基本法谈起。
过去这几年，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国外，凡是有朋友说香港由于中央的某些决定或做法，现在已经没有「一国两制」了，我都会说，我们不要笼统地谈，我们把基本法拿出来，看看是哪一条让你觉得「一国两制」不存在了，这样的做法既客观也比较准确。
共享基金会：香港发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的实践
高璐：今年国家首次提出要港澳加强国际交往合作。作为「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您觉得香港应该如何发挥自己所长，更好地对外讲好国家故事、讲好香港故事？
梁振英：在众多的兄弟城市当中，香港是最国际化、最开放的，是国际化开放时间长且没有间断的城市，这也是香港的一个特点，我相信这也是中央经常要求香港发挥独特作用的重要原因。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了李强总理3月5日提交给全国人大的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香港的部分，有一句话就是「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这句话其实指明了香港除了经济贸易的优势之外，还可以在很多其他方面发挥作用，包括文化、艺术、体育、教育、科技等发挥作用，都可以一起做，也包括对外的援助工作。比如，我7年前发起成立的共享基金会，现在工作已经发展到8个国家，包括亚洲、非洲、中美洲和大洋洲的国家。我们提供了7个方面的服务类别，这也体现了「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倡议里面「民心相通」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所以，香港可以做的贡献很全面，都是香港的独特优势。
高璐：您刚刚讲到您创办的共享基金会，它已经为东南亚和非洲很多国家的白内障患者解除了痛苦，同时也做了大量的民间交往工作。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发展计划？
梁振英：共享基金会在7年前成立，过去7年，我们专门在国外做医疗卫生和公共卫生的援助工作，这很好地说明了香港在援外方面的独特作用。长时间以来，在香港这种制度下，香港成立社会组织比较方便，而且香港人的捐赠文化非常好。所以，共享基金会利用这种优势、传统和长时间发展形成的人才库，在香港成立了我们中国人的专门援外的医疗和公共卫生的组织。7年后的今天，在中央和内地的省市的支持配合下，我们这个社会组织的经费都是在社会上募集的。7年以来，包括疫情的3年，我们在5个国家做白内障复明的手术已经超过19000例。我们相信，今年我们应该在老挝可以实现该国所有白内障致盲积压病例的消除目标，其他国家我们也会坚持做下去。就国别来说，现在我们有东南亚的老挝、柬埔寨、东帝汶，东非的吉布提、西非的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南太平洋的瓦努阿图，还有中美洲的洪都拉斯，一共这8个国家。
接下来，我们还会做一些探讨，看看增加哪些国家。我们每到一个国家，都要考虑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国家有没有这个需要；第二个是我们有没有能力；第三个是当地政府的配合；第四个是我们在当地有没有其他支持力量，我们的中资企业在这些国家往往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华人华侨也给了我们很大支持。
我们做白内障致盲的消除行动，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与虫害有关的登革热、疟疾等疾病，以及饮用水等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我们共享基金会的规模比较大，而且在国外做这工作很有需要，达到了很好的人道主义效果和民间外交效果。
到访南沙超过100次，推动大湾区城市群与国际的联系
高璐：大家都非常关心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作为9+2的其中一个城市，香港应该如何更好地配合国家的发展战略，推进大湾区的发展？
梁振英：香港能够为大湾区的发展贡献力量，我相信比较独特的是香港的国际化，因为我们有很多外国的企业和投资者。另外，大湾区的9个广东城市，每个城市的经济结构不一样，所需所长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有必要具体地知道这9个城市的所需所长，多了解这些城市，然后我们做到这9个城市和国外的企业、国外的投资者精准对接。
在过去的几年，我也经常到广东的城市，去南沙比较多，包括疫情三年，我去南沙超过100次。我经常跟同我去南沙考察的朋友说，每次去当天来回大概4个小时左右的行程很匆忙，但大家很高兴，因为看到他们之前未见过的南沙经济、商贸实际情况。我也会和朋友们说，如果要把南沙看得详细一些，我认为需要两星期的时间。但是南沙不过是广州一个区，而广东的大湾区城市一共有9个。可想而知，我们如果要比较全面、比较深入地了解9个城市每一个区，它相对香港来说的所需所长，是需要花工夫的。这也是媒体能够做的、应该做的，因为媒体的受众包括读者不可能自己去不断地跑，媒体就是在前面把他们的所见所闻报道给受众，所以，我希望媒体能够多做、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最近我们国家也提到粤港澳大湾区的辐射功能，意味?未来大湾区目前的城市能够辐射到其他的广东城市，以及辐射到邻近的包括广西、福建、湖南等省份。所以，辐射面很大，工作需要做得好，而且我们要赶快去做，不失时机地去做，这对于香港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可以提取很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