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投资既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是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的重要桥梁之一，也是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支柱之一；既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支柱，也是深化中国对外交流、增进中国与各国了解和互信的有效途径。

　　中国积极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同世界各国开展投资合作，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2000年，中国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国内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鼓励资本、技术、产品、服务和文化“走出去”，对外投资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推动和发展，中国对外投资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区域到全球的发展过程，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日益完善。

　　中国对外投资三个阶段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3年之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可称为初步起步期；第二阶段，2004—2016年，为快速增长期；第三阶段，2017年至今，为调整期。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首次出现逆转，增长率由正转负，下降率高达19.3%，降至1582.8亿美元。这是2001年以来的首次大幅下滑，同期全球直接投资仅下降2.94%。2018—2020年，我国对外投资额呈下滑趋势。其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017年同比下降29.4%。

　　近三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虽出现下降，但不管是从存量还是从流量看，都已经跃升至资本输出大国行列，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广度和深度仍在提升。从流量看，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蝉联全球第2位，仅次于日本。中国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比重高达10.4%。从存量看，201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2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荷兰，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份额的6.4%，与2018年持平。

　　中国对外投资具五大特点

　　中国对外投资分布区域日益广泛，对欧洲投资快速增长，对北美洲、非洲投资降幅较大，亚洲仍是区域分布的重点。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遍布全球六大洲，但对外投资流向的地区较为集中。对前十大投资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的投资总额占比达90%左右。从存量看，截至2019年底，中国2.75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4万家，分布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从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区域分布上看，对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北美洲、非洲、大洋洲投资分别为14602.2亿美元、4360.5亿美元、1143.8亿美元、1002.3亿美元、443.9亿美元、436.1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主要集中在发展中经济体，占比高达87.3%，其中，中国香港占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存量的66.4%。发达经济体占比仅为11.4％，其中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处在前3位，分别占发达经济体投资存量的37.6%、31.2%、15.3%。从流量看，对欧洲投资快速增长，北美洲、非洲投资降幅较大。2019年，中国对亚洲、欧洲、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位居前3位，同比分别增长5.1%、59.6%以及下降56.3%，分别占当年投资流量的80.9%、7.7%、4.7%。

　　投资结构不断完善和优化，行业种类不断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早主要集中在为进出口贸易提供服务和支持的部门，后来逐渐扩展到采矿业和制造业，目前已覆盖全部国民经济行业门类。从投资结构的变化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已从获取资源和市场为主转向提升效率和实现战略协同为主，接近市场、降低生产成本、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转移，逐渐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

　　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非国有企业占比不断提高。目前，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来看，国有企业仍然是“走出去”的主力军，但占比呈下降趋势，而非国有企业占比不断提高，民营企业发展势头迅猛。从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来看，2006年国有企业存量占比为81%，非国有企业存量占比为19%。2019年，国有企业存量占比降至50.1%，非国有企业存量占比升至49.9%。非公有经济与公有制经济齐头并进。

　　对外投资方式逐渐由单一的绿地投资向兼并、收购、参股等多种方式扩展，跨国并购投资日趋活跃。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以绿地投资为主，并购投资占比较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海外并购投资日趋活跃，项目数量不断增多，投资总额超过绿地投资。目前，中国海外并购涉及行业齐全，地区分布广泛。2019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涉及18个行业大类，分布在全球68个国家（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并购项目91项，并购金额29.4亿美元，占并购总额的8.6％。此外，股权置换、联合投资、特许经营等方式的对外投资呈良好发展态势。

　　对外投资管理更加规范，系统性政策体系基本建立。中国对外投资起步晚，经验不足。为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政府部门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法规，通过加强规划引导、监督管理、信息服务、风险应急等手段，鼓励有条件的各类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合作，释放企业对外投资活力。中国对外投资政策的总体原则主要体现在：针对境外投资项目简政放权，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的市场行为，不断完善“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积极构建对外投资合作机制。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完善，目前中国已基本建立了多层次的对外投资政策体系，包括境外投资外汇政策体系、宏观政策引导体系、多层次对外投资促进体系、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对外投资风险防范体系、对外投资全面监督体系等。目前正在逐步建立健全境外投资黑名单制度，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境外投资决策、财务管理和违规责任追究制度，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资本金制度，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审计制度等。

　　多维度推进我国企业“走出去”

　　目前，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稳居世界前列，连续多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对外投资国。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转型，同时也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对外投资快速稳健发展，得益于中国政府、企业以及良好的外部环境三者之间的配合。当前，全球税制改革在即，部分发达经济体加强对外国企业投资的审查力度，外部环境逐步恶化，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多渠道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要积极利用全球税改的契机，探索实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税制，为部分海外企业回流做好充分准备，并通过中国新税制吸引外资流入，实现海外投资与吸引外资齐头并进。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曾一度超过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但由于外部投资环境的恶化，以及中国市场较强的吸引力，目前资本输入与资本输出基本持平。考虑到全球税制改革可能导致全球的海外企业将重新布局投资地区，中国在这一关键节点需主动探索建立新税制，以吸引全球企业来华投资。

　　其次，跨国企业应提前研判，调整投资架构和商业模式。全球税制改革通过设立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目前商定为15%）来管控各国之间的财税竞争。对于从事跨境投资的中国企业而言，“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会带来新的合规义务。中国企业“走出去”广泛采用离岸架构，根据各地税收优惠特色在不同的国际税收洼地设置中间实体，从而进行海外投资、上市或全球价值链布局。新规则实施后，可能会要求位于低税率地区的中间实体缴纳额外的税款。此外，全球税制改革要确保大型跨国企业（包括数字产业在内）在其所有实施商业活动并取得利润的市场缴纳公平的税额。大型跨国科技巨头原本向国内的缴税可能会转移至其他税收管辖区。据此，从事跨境业务的中国企业要深入分析和评估全球税制改革的影响，审视自身存量业务和海外布局情况，根据全球税负情况规划和调整投资架构和商业模式，升级财务系统，满足合规要求。

　　最后，针对部分发达国家加强外国企业投资审查力度，中资企业应高度关注，做好风险评估，积极争取自身利益。政府需加强外国投资环境评级研究，发布中资企业全球投资指南，有效引导其投资并合理规避高风险地区。中资企业可适当引入外国投资者，整合各方资源，比如通过联合国际大型公司特别是东道国公司或国际财团等，共同构建国际利益共同体。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中美贸易争端对我国企业进出口贸易影响调研”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