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氏家族藏传佛教信仰及所属寺院
元朝为维护统治，在边地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治理策略，极力遵崇藏传佛教，奉行“政教合一”制。明初“袭元旧制”，藏传佛教成为中央王朝与西北边地政治互动的纽带。明王朝对藏传佛教寺院从政治、经济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佛教僧团势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西北边地宗教领袖承担地区“贡使”职责，而明王朝往往奉行对藏地贡使回赐独厚的政策，厚重的“回赐”大量涌入寺院，这对藏传佛教寺院的蓬勃发展给予了重要的经济支撑。甘青土司遵行“政教合一”制，广建佛教寺院，运用宗教力量来统领辖区人民。这些寺院“以世俗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11]98，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单元”。
鲁氏家族迎合时势，施资广建寺院，积极释教，其家族庞大的政治势力，使藏传佛教在此区域影响较大。其修建的寺院，规模较大的有妙因寺、显教寺、感恩寺、东大寺、西大寺、宣化寺等。鲁氏家族对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信仰表现出多元的信仰态势，萨迦派、格鲁派及噶举派都曾受到崇奉和礼遇。入明后鲁氏最早信奉是的萨迦派，明中叶后对萨迦派、格鲁派和噶举派共同尊崇，明末清初独尊格鲁派。鲁氏家族的家寺显教寺、妙因寺、感恩寺、东大寺等寺院的教派传承，可以体现其家族藏传佛教教派信仰变化的脉络。
1073年吐蕃昆氏家族的后裔衮乔杰波于后藏建立萨迦寺，最后发展成为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派别——萨迦派。约在1212年前，西纳家族的西纳格西投效成吉思汗，萨迦派教法得到元皇室的推崇。据《安多政教史》载，蒙元时期萨迦班智达叔侄一起赴凉州会谈，经连城，被连城景色吸引，在此修建了萨迦派的静修院乔噶林，这也进一步证明萨迦派在13世纪中期就在连城产生影响力了。《甘肃通史》载，萨迦派乔噶林（即连城尕达寺）是藏传佛教传播至甘肃时所建最早寺院。八思巴及其弟子时期，统领天下释教，萨迦派寺院发展迅速，并得到元皇室的大力支持，此时期萨迦派在安多地区传播进入鼎盛时期，据王兰先生考释，萨迦派在安多地区繁盛时期的寺院大概有31座[12]135，其中22座寺院分布在甘肃境内，萨迦派在甘肃地区影响深远。鲁氏为蒙元旧吏，驻扎在甘肃永登一带，结合萨迦派对元代皇室的影响，可论证鲁氏家族最早信奉的是萨迦派。
甘肃连城有句俗语：“先有显教寺，后有连城城”，认为显教寺建造时间较早。显教寺是鲁氏家族最早的一座家寺，其始建年代已无从考证。元初，萨迦班智达叔侄途经连城，在石屏山修建了萨迦派的静修院乔噶林，这是有关藏传佛教在连城地方，甚至在甘肃地区传播的最早的记载。那么萨班路经时，连城一定会有藏传佛教信仰的基础，或者说会有藏传佛教寺院存在，显教寺原寺有可能就存在，或为萨班所建，现在已难考证。赵永红先生认为“永登二寺（即尕达寺和显教寺）”为萨迦班智达所建，是萨迦寺院[13]152。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在1995年考察显教寺后，根据显教寺大殿的建筑格局也认为显教寺最初为萨迦寺院[14]287-288。《永登县志》称显教寺建于明永乐九年（1411年），此说有误。该记载主要受乾隆年间《鲁氏家谱·卷一·纶音》所收录的一道永乐皇帝于九年“礼请”连城地方高僧的敕文的影响[15]93。《明实录·宪宗实录》卷224载：“成化十八年二月辛酉，陕西庄浪卫大通寺番僧劄丹班建寺于本寺东南隅……因来朝贡，乞赐名。诏赐东南隅寺曰显教”。该敕《鲁氏家谱》中也有记载：“成化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奉礼部尚书周敕赐建寺劄付一道。”因此，显教寺之名，为成化十八年敕赐所来。此外，《明实录·孝宗实录》卷160记载了弘治十三年“显教寺番僧朝贡事宜”，《明实录·孝宗实录》卷178记载了弘治十四年显教寺番僧请“袭其师国师、禅师之职”事宜。可见显教寺在15、16世纪已成为地位较为显著的藏传佛教寺院。格鲁派的兴起，庄浪诸寺跟随教派发展的潮流，纷纷改宗格鲁派，其中就包括显教寺。
永乐五年（1407年）庄浪卫设立了掌管藏汉佛教事务的管理机构僧纲司。此期间，《安多政教史》载：“萨迦派的曲吉坚赞和格鲁派的喇嘛鲁本·桑木旦森格和鲁土司结为供施关系。”[16]127-128《尕达寺寺志》载，明代永乐年间“萨迦派大师曲吉坚赞和格鲁派大师鲁本·桑木旦森格先后来到此山修行传教，以鲁土司（三世鲁土司鲁贤）为首的藏、汉、蒙各族信徒云集此山，虔诚供养二师，在两位大师主持下，在各山峰修建了佛殿……”。这则史料说明，明初萨迦派势力影响仍然很大，格鲁派崛起，教派之间出现融合发展态势。鲁氏家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遵奉不同教派。这一时期，表现了鲁氏家族对萨迦派与格鲁派的共同尊崇。
鲁氏家族另一座家寺“妙因寺”，是明清时鲁氏于其辖区内所建诸多藏传佛教寺院之中心。据《安多政教史》载，妙因寺的前身是一座用来奉祀金刚持佛像的小佛堂，这尊佛像的到来是在鲁氏家族被安置连城后。鲁氏被安插于连城后，妙因寺屡次整修扩建，于宣德二年（1427年）七月，建成了万岁殿，成化七年（1471年）又建成多吉羌殿。妙因寺在宣德二年（1427年）前称“西大通寺”，宣德二年赐名“妙因寺”，正统七年（1442年）赐名“大通寺”，此名沿用最久，清咸丰十年（1860年）时，复称为“妙因寺”。杨善德先生认为，“妙因寺”又称“大通寺”，是因为正统七年（1442年）河桥驿有寺，赐名“大通寺”，其寺毁，搬迁并入“妙音寺”，“妙音寺”遂借名“大通寺”[15]63。古河桥驿是否有寺，是否为“大通寺”，是否寺毁迁入妙因寺，并无史料佐证，仅为杨先生推测。笔者按，妙音寺被称为“大通寺”，这与连城古地名有关，《安多政教史》载，“大通城里有金刚持寺”，此“大通城”即为“甘肃永登县之连城”[16]，寺院命名，以地域作为区别标识，是符合古人命名的文化心理。连城以古地名“大通”为区别标识命名的寺院，不仅有大通寺，还有“大通直关寺”（即尕达寺）、大通大寺（即为东大寺）[16]，又连城的“大通河”的命名，笔者认为也是源于连城古名“大通城”。
妙因寺的教派传承是很复杂的。据罗文华先生考释，“万岁殿”是妙因寺最早的建筑，殿内壁画设计独特，其中“四臂大黑天宝帐护法两尊大黑天护法神”，该壁画为萨迦派寺庙壁画大门两侧最为常见，因此，可推测此殿壁画的设计受到萨迦派的影响[17]63。又“据《安多政教史》载，（金刚持）佛像的传播是在噶玛派的几位大师中相互递传最后才到了连城的。……妙音寺从土司（蒙元旧吏）建寺角度看应属萨迦派，金刚持又为噶举派最为信奉的本尊之一，从佛像递传角度看初期传承似应为噶举派”[18]66。成化七年，四世鲁鉴又依喇嘛洛登巴所请，在妙因寺修建了多吉羌殿，专为供奉噶举派祖师传下的一尊金刚持像。按“金刚持”为噶举派最为信奉的本尊之一，这说明明中叶鲁氏家族对噶举派比较推崇，噶举派的影响力并未被格鲁派的崛起而淹没，也进一步说明了此时期鲁氏家族教派信仰的多元态势。明末清初，妙因寺改宗为格鲁派寺院。因此，妙因寺教派的传承又可反映该地宗教文化繁盛，藏传佛教教派更迭复杂的特色。
鲁氏家族的属寺全面改宗格鲁派始于17世纪初期，即“鲁家喇嘛”喜饶尼玛建立东大寺后。东大寺，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因在连城妙因寺以东，故名“东大寺”。蒲文成先生认为“该寺先为萨迦派和噶举派寺院，明末清初改宗为格鲁派寺院”。《安多政教史》也载，“过去有许多萨迦派和噶玛派的圣哲到过这儿，他们赠送了许多佛像、佛经和佛塔”。鲁嘉夏仲和他的兄弟土司等延请前世衮卓任堪布并制定寺规，东大寺此后并按格鲁派的做法开始活佛转世。因此，我们认为，在“鲁家喇嘛”喜饶尼玛的助推下，鲁氏家族属寺开始改宗格鲁派教法，其教派思想影响到整个连城。清道光八年（1828年），在鲁土司（即鲁如皋）的旨意下，为其三子（即鲁家堪布）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堪布囊谦（今存囊谦的部分建筑），此时东大寺寺院佛事最为盛兴。《安多政教史》载，六世达赖曾在此寺任过堪布。清同治年后，该寺院渐衰落。
进入大清王朝，随着中央统治的加强，西北地区逐渐走向“郡县化”态势，雍正初年（1723年）庄浪卫改为平番县。清政府强调的“一切政治悉因其俗”，极力推崇藏传佛教，促使格鲁派势力达到极盛，鲁氏家族的属寺妙因寺、显教寺、感恩寺、东大寺等皆先后改宗格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