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处于“特异功能”“气功”流行的时代，李洪志创办了“法lun功”教功治病，在气功市场中分得一杯羹，为“稳住顾客”，他要求弟子“练功必须学法”，为“拓展市场”，要求弟子“学法还须弘法”，为“守住市场”，号令弟子出去“护法”、对抗社会，被依法取缔后，他出卖“政治资本”，成为反华工具和走卒——“法lun功”就这样一步步从气功组织演变为政治组织。

xie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伴生现象，古今中外的邪教形形色色，各有特点，也有其一般规律。“法lun功”作为一个现存的、相对活跃的xie教组织，为我们近距离观察、研究xie教现象、思考治理对策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样本。下面，笔者从李洪志谋求个人利益的手法变化，简要回顾、分析“法lun功”的组织演变进程。

一、时代背景：“shen功”流行，“大师”频现

上世纪60年代，气功在我国广泛流行，形成所谓气功“四大家”，即北戴河的刘贵珍、北京中医医院秦重三、北京协和医院针灸门诊部的胡耀贞、上海“因是子静坐法”的蒋维乔等。70年代，癌症患者郭林因习练中国传统气功“五禽戏”战胜疾病，并进而将其改进，形成“郭林新气功”，在北京东单公园传授，慕名学习者众，在全国有较大影响。

70年代，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在世界成为风潮，我国四川、安徽、北京、河北等地区出现一批号称具有特异功能者。1980年，全国各地特异功能者继续“涌现”，其中辽宁本溪人张宝胜号称自己有“鼻子认字”等功能，并被炒作成为“特异功能第一人”。

1983年，特异功能研究者开始把目光投射到气功上，认为特异功能是每个人身上都具有的一种“普遍现象”，但是需要一定的诱发条件才能出现，而诱发的方法就是气功。某些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学家也发表谈话或文章，对“特异功能”和气功给予鼓吹和支持。气功热在这一年开始急剧升温。

1985年，经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全国各地不断冒出各种神乎其神的“大师”神话。其中，1986年《气功与科学》杂志刊登了介绍严新的文章《现实和我们身边的神话》，严新推出的“带功报告”形式被很多“大师”效仿。1987年，一个在北京钢铁学院进修的东北人在北京大学开办了一个200多人的气功班，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他就是所谓“中华养生益智功”的创始人张宏堡。198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上出现了一个气功“大师”表演“神功”的节目，中华大地一片“气功”热。

“法lun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建立“气功”组织：赚取“第一桶金”

大厦不是一天建成的，很难说李洪志从一开始就预料到自己最终建立了一个较为庞大的xie教帝国，刚开始可能只是想仿效张宏堡等人，建立自己的气功组织，并以此谋取钱财。李洪志从部队复员后在粮店当工人，结婚后经济相对拮据，他于1988年开始接触气功，先是在一个叫“禅mi功”的气功班学了两期，又学了“九宫八卦功”，后来把这两种功法结合在一起，加上一些肢体动作，编造成了他的所谓“法lun功”。后来，他弄了一套戏服行头穿上，拍了几张照片，就成了所谓的“大师”，这正是当时中国气功“大师”们惯用的起家办法。

在当时全国气功热的时代背景下，很快有一批气功爱好者开始练习“法lun功”。最初，李“大师”跟其他气功“大师”一样，以气功治病为由收敛钱财。但他另辟蹊径，不说自己收费治病，而是祭出“免费”噱头，宣称自己道德高尚，教功、治病均不收取任何费用，一时蒙骗、吸引了大批追随者，顺利进入气功市场。他打着免费治病的名义，却在自己家里摆着“功德箱”，指使自己的弟子告诉患者，想治好病就得往“功德箱”里放钱，至少放100元以上才能把病治好，以此收取了大笔“功德钱”。他打着免费教功的名义开班授功，仅1993、1994两年时间，通过卖听课证和书籍，就收入120多万元，此外还推出他的“法像”、“徽章”、“练功垫”等大批“衍生品”，赚取了大量钱财，在当时竞争激烈的气功市场中分得一大杯羹。

三、练功必须“学法”：锁定消费群体

然而，李洪志心知肚明，所谓的练功治病，毕竟只是骗人的把戏，用不了多久就会穿帮，追随者们也很快就会另寻更“见效”的气功。为免真相败露，李洪志逐渐不再给人治病，在多个公开场合对“弟子”提出的治病要求予以推托。

很快，他开始转变自己的“经营理念”。他借助某些宣扬“特异功能”的书刊、武打神怪小说、以及科幻小说中的内容，盗用佛教、道教等宗教和一些民间信仰的教义、传说，编造了一套所谓“法lun大法”，集中在他的《转法轮》《法lunfao法》等书中，为他的“气功”披上了“宗教”外衣。他建立了一套关于疾病的解释系统，即“消业说”，说病不是“病”，而是“业”，练功可以“消业”，既为自己不能治病找了很好的托辞，又能让“弟子”们更潜心练功。他进一步神化自己，伪造履历，说他是佛祖转世，如果诚心诚意相信他，他就会在“另外空间”帮习练者“拿掉”疾病，即“法身说”；又说，人是在天上干了坏事，掉到地球这个宇宙垃圾场，只有练习“法lun功”，才能重新回到天国，圆满永生，即“圆满说”。

可以看到，这些说法都是环环相扣，目的就是留住“顾客”。他要求追随者们将重点从“练功”转为“学法”，说“练功必须学法”、“光练功不学法，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为独霸“市场”，他极力贬低其他宗教，把“法轮功”描绘成“不二法门”，他说，“现在的宗教不能度人，不是修炼”，“在国内外，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在做”，“法lun功”是宇宙独一大法。他的“市场理论”至此构成一个闭环。

决定“法lun功”最终演变成为邪教组织的，不在于“练功”，而在于“学法”，这也是“法lun功”区别于当时许多气功组织的要害之处。从此，“法lun功”练习者们从全国气功大潮中的普通“气功爱好者”变成了区别于“常人”的“大法弟子”，练功目的从“低层次”的祛病健身变成了圆满升天，在这些歪理邪说的蛊惑下，他们对李洪志唯首是从、唯令是听，李洪志也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教功“师父”摇身一变成为法力无边的宇宙“主佛”。

四、“学法”还须“弘法”：大力拓展市场

通过编造脱离了“现世”的、带有宗教意味神秘色彩的“大法”，李洪志找到了控制“顾客”的“神器”，“法轮功”习练者被李洪志攥在手中，成为他坚实的“市场基础”，为他带来稳定的收入来源。

但是这还不够。为扩大组织，李洪志对弟子们的要求继续加码，光练功、学法还不够，还必须出去“弘法”，声称做得越好，积攒的“白色物质”越多，攒够了“白色物质”，就可以圆满。从经济的角度，就是号令他的“消费者”们不光自己消费，还要出去“推销”。习练者人人有义务推广“法lun功”，他们就变成了李洪志的销售团队。习练者既消费，又销售，为了推介“法lun功”，还自己花钱买书、买资料送人。李洪志还设计出“人传人，心传心”的“弘法”方法，要求习练者向亲朋好友推介“法lun功”。

为掌控这个“商业大厦”，像非法传销组织一样，李洪志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金字塔机构，在短短数年内迅速扩大。1992年，李洪志成立“法lun大法研究会”，亲自担任会长。1996年，国家清理气功市场，7月24日中国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立即收缴封存〈中国法lun功〉等五种书的通知》，随后，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于9月12日取消“法lun功”官方会员资格。“法lun功”成为非法组织，发展速度却丝毫不减，到1999年，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39个辅导总站，分设1900多个辅导站，28000个练功点，通过《对法lun大法辅导站的要求》《法lun大法弟子传法传功规定》《法lun大法辅导员标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法lun功”活动不断组织化、规范化，形成了完整的组织体系。

五、“护法”与对抗：从维护既得利益走到社会对立面

就这样，李洪志很快赚得盘满钵满，由一个小气功师发展成一位呼风唤雨、财大气粗的“大师”，弟子们却大多被榨取一空，不少人抛家弃子、丧失生命，不少家庭妻离子散、人财两空，大厦将倾，李洪志的商业旅程也逐渐从“创业”转为“守业”。

各地由于练习“法lun功”而致病、致残、致死的情况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对“法lun功”提出质疑，揭露“法lun功”社会危害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然而，李洪志早已野心膨胀、覆水难收，为维护自己的巨大利益，他不惜无视现实、对抗社会，说那些人“带着魔性造谣生事”，要求“大法弟子”出去“护法”。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反对伪科学要警钟常鸣——由<转法轮>一书引出的话题》，“法lun功”总部组织各地习练者向报社投寄了十万多封“声讨信”。2个月后，李洪志发表经文《大曝光》，提出“考验”论：“所发生的事不是在考验大法习练者心性吗？”

自《光明日报》事件开始，“法lun功”多次组织针对批评媒体的示威，有关媒体本着维持稳定的原则，对他们作了一定让步。李洪志得势不饶人，1998年2月定居美国后，“法lun功”组织与新闻媒体的冲突规模、频率持续升级。1998年5月，北京电视台播出练“法lun功”致精神病的事例，北京电视台遭到了数千名“法lun功”人员连续8天的围攻。越来越频繁的冲突行为，让一些习练者内心产生冲突和怀疑。李洪志于7月6日发表《挖根》，批评怀疑者：“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20天后，李洪志又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上说，“每一次事情，出现这个大的事情的时候，都是一个最好的考验学员走出那圆满的那最好的一步，最好的时机”。

李洪志的意思很明确：不出来闹事，想圆满没门。他被自己“发一令以号千军”的巨大影响力所蒙蔽，企图通过不断的对抗、冲击正常社会秩序，迫使政府满足自己的要求，继续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商业版图。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院士在《青少年科技博览》发表了《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法lun功”组织了大批人员围攻杂志社，4月24日又围攻天津市政府，进而发展到4月25日，组织一万多名练习者围攻中南海。随后，李洪志5月2日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提出，“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迫使习练者抉择：要么做放不下生死、放不下其他社会角色的常人，但要受到“形神俱灭”的惩罚；要么当放弃一切社会角色的痴迷者，把个人利益和未来希望全部寄托于“法lun功”组织，成为李洪志对抗社会的工具。至此，李洪志及其“法lun功”组织已经彻底走到了社会的对立面。

六、“政治资本”变现：沦为fan华工具与走卒

值得留意的是，“4·25”之后，中国政府还没有对“法lun功”定性为“邪教”之时，李洪志仍然深信自己具有“挟弟子以令中央”的“影响力”。6月2日，他发表经文《我的一点感想》要求各地辅导站组织习练者学习，说“把上亿的人推向政府的对立面，哪一个政府能这样叫人不可理解呢？……非要找到‘法lun功’的一点不是，而不计其余的铲除”，无异于“警告”中国政府：把1亿之众推向对立，你们想过后果了吗？由此可以看出，李洪志十分清楚他的“政治资本”就是他的一众弟子，只是他野心太大、欲壑难填，一步步使“法lun功”及其弟子沦为实现其个人目的的政治工具。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能屈服于这样的“威胁”，更不用说“法lun功”的社会危害已经大白于世。中国政府果断、坚决地把“法lun功”定性为邪教，并依法予以取缔打击。李洪志直接榨取弟子经济利益的“财路”被极大程度地限止了。但他没有善罢甘休，而是“怀揣”他的“政治资本”跑到西方国家寻求“买家”。

1999年末，李洪志发动大批“法lun功”练习者突然活跃于各国公共场所，进行示威、集会，申诉他们“被迫害”的所谓“真相”，将自己塑造成因宗教信仰而被中国政府迫害的形象，并持续向联合国及西方各国政府、议员递送“被迫害真相”材料，为力主遏制中国的利益集团提供“证据”，以吸引西方反华势力的注意。买卖双方一拍即合，很快，李洪志顺利把“法lun功”卖了出去，“法lun功”彻底沦为境外反hua势力的工具和走卒。

从此，李洪志有了更加充足的收入来源，海外“法lun功”组织建立起一套包含电视台、电台、报纸、网站、书店、出版社、通讯社，还有学校和文艺演出团体的庞大宣传机构，他们打着“人权”的幌子，积极策划，精心组织，在世界各地上演了一幕幕反hua闹剧；利用党内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社会上存在的贫富差别等问题，离间党群关系；借天灾人祸散布谣言，煽动受骗群众对抗党和政府的领导，为反hua势力推动出台反华政策宣传造势、摇旗呐喊。

可怜那些弟子们，耗尽了青春、花光了积蓄，还在傻乎乎地四处奔忙“讲真相”，为李洪志卖国求荣捞取政治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