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委灿荣
以下文章来源于乌鸦校尉 ，作者乌鸦校尉
最近，《纽约时报》出了一篇给咱们中国“扶贫”找茬儿的文章。
结果，这篇报道写得过于凡尔赛，记者在文章里说：“中国为帮助该国最贫困的民众而投入巨大，但这个做法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难以效仿，就连中国自己也难以维持。”
许多读者看完，不仅没像以往那样顺着报道骂中国，反而还夸了起来。
美国网友留言说：“啥叫投入巨大？你的意思是，给穷人多花钱是什么不好的事吗？”
当我翻到这个记者的个人账号后，发现和文章里不同，他在个人账号里说：
“当我在没有中国政府的陪同下，跑了中国最贫困省份的六个山头小村庄后，我在这6个地方都发现脱贫项目正在给当地带来巨大改变的证据：新的房屋、道路、太阳能路灯、政府补贴的工厂，还有更多。”
“北京和上海那些富裕的居民很喜欢将脱贫项目说成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和政治作秀，但在这些乡村中，该项目确实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破案了！这位在文中骂中国、私下却夸中国的记者，很可能是战忽局北美分局的同志！
而且，这位同志肯定是分局里的骨干，因为他行文的角度实在过于刁钻了，他没有和其他西方媒体一样在疫情上狂喷中国，毕竟美国疫情这状态谁也看不下去；也绕开了俗套、读者都看腻了的“专制老大哥”话术，直接选择从“扶贫”来写。
而“扶贫”这事，恰好是美国投入了很多资源都没整好的事，美国人民说起来就糟心，欲语泪先流。
1
美国的“扶贫”，是与别处不同的。
2008年11月，3个坐着豪华私人飞机的人，去首都华盛顿找政府领救济了。
不明情况的公知可能就要吹了：你看美国就是牛，连领救济的人都能坐私人飞机。
但是，这三位可不是什么流浪汉，而是美国通用电气、克莱斯勒和福特汽车的CEO。
图源：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更滑稽的是，权贵上赶着去领救济也就算了，发救济的美国政府，比这三位心里还要着急，生怕给这几位爷的钱不够，今年的“扶贫”工作完不成了。
你以为我这里说的“扶贫”肯定是在反讽吧，可事实是，给搭乘私人飞机的富豪发钱，还真的就是在搞“扶贫”工作。
我们从花园大道说起。
纽约市其实有两条花园大道。
同样叫做“花园大道”，在曼哈顿的这条有各种全球顶级公司、豪华酒店，还有亿万富豪们的大House。
而一河之隔的布朗克斯花园大道，画风就有点惨淡了。这里是全纽约、甚至全美国治安最差的贫民窟，毒品泛滥，满大街帮派仇杀司空见惯。
在这两条“花园大道”中间的，是纽约中产家庭、小白领和普通工人们的房子。颇有象征意味的是，两条花园大道夹着广大的中层民众，正好也是美国社会贫富分层的架构。
在最繁荣的年代，美国一直以这样的“橄榄型社会”为傲——
资本家，和穷人都是少数，中产阶级人数最多。
当时苏联还活着，体制竞争让美国的资本家们不得不顾及吃相，时不时会花钱救济底层。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觉得美国好像“没有穷人”。
反映1970年代美国平民生活的图片
冷战结束后，美国误以为自己真的天下无敌，开始相信这么一个理念：
政府根本不需要“扶贫”，只要保证企业能多赚钱，等企业赚钱后，就能招更多员工，员工领了工资就有更多的消费，消费越多，企业盈利也就越好，良性循环。
打比方就是让金字塔最上面的酒杯满上，落下来的酒给穷人，漏酒式扶贫。
那假如企业亏钱了呢？
那政府就该减税、发补贴，让企业负担更小、更快地盈利，然后回来漏酒。
总之一句话：我们赚钱时，政府少管；我们亏钱时，政府兜底。
在这次疫情里，美国政府就这个思路，亏了就给公司减税，给个人发补贴，区别在于美国国会建议每人补贴600美元，懂王觉得要补贴2000，没人比我更懂补贴。
但实际上，美国很多穷人压根就没存款，早就被资本家这一刀那一刀割完了，还有先消费后买单的超前消费习惯，工资得两周一发甚至一周一发。
政府给企业减税，钱是落在企业手上了。但补贴发给穷人，也就是在你的账户里转一圈，然后就得还信用卡还贷了。
就像县长把从黄四郎那拿的钱洒在广场上，结果百姓刚拿到手，黄四郎就派出马车把钱又收回来。
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发的补贴，最后反而加剧了贫富差距，越发黄四郎钱越多。
资本家赚到了巨量的财富后，还把触角伸向了社会运作的方方面面，你去制裁这些巨型企业，就会让社会陷入动荡。
以前大家总说，美国是“小政府”，“政府不过多干预经济，充分让大家自由地挣钱”。
但其实这是误解，人家是年景好时候搞小政府。等到灾年黄四郎遇到周转不灵时，政客又突然不说啥“小政府”了，不会也不敢让大企业按经济规律破产。相反，他们又开始提“积极救市”了。
这就是开头那三位富豪为什么坐飞机去领救济，人家领的“救济”，是“扶贫专款”。
这就是美国的思路，要救劳动者，先救资本家。
反映美国巨型企业绑架美国社会的著作《大而不倒》
2012年，美国共和党推出了一份关于削减税收的财政预算案，这份预算案的推行者表示，要为美国的大企业们减免税收，好让他们有更多的钱投资到扩大生产上。
有议员问：“税收减少了，那我们政府手上的钱也少了，怎么填补这个缺口呢？”共和党的大佬们表示：“钱少了，砍掉一些支出不就完了？就砍各类穷人的补贴吧！”
如果说以往美国是打着“扶贫”名义“扶富”，那这份极有“创造性”的预算案，就是在赤裸裸“劫贫济富”了！
更滑稽的是，这份预算案名为《通向繁荣之路》，不久后还得到了美国国会的批准。一向跟共和党不对付的民主党，对这个预算案的基本思路高度赞成。
黄四郎少交了税，有没有真的去扩大生产、让更多的穷人有工作、实现他们口中的繁荣呢？
没有。
自2003年共和党开始搞这套以来，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反而不断下跌。
与之一同下降的，是美国超级富豪们所缴纳的个人税率。特别厉害的像懂王这种，每年交的税比普通白领还少得多。
这些大占便宜的富豪们，对国家做出了什么超级贡献吗？
没有。
恰恰相反，以美国华尔街为首的这些世界顶级投行，为了暴利不负责任地滥发各种金融衍生品，导致美国底层民众血本无归，损失惨重。
而其中一位该为此负责的银行家、美林证券的CEO却给自己和其他高管们发了36亿美元的奖金，看来是“奖励”自己祸国殃民，下次继续努力，啊。
这些从小老百姓和政府身上赚了大便宜的富豪们，会对穷人有丝毫的怜悯和同情吗？
还是没有。
这些富豪们的所在的花园大道740号公寓的一位保安，曾在纪录片里吐槽说，每到圣诞节，这些富豪都会大件大件地买各种装饰，而且会理直气壮占用保安们的休息时间来帮忙当搬运工。
最好笑的是，连我们这些打工人请别人帮完忙，都知道要请别人吃个饭，而这些富豪们拉着别人白干一年的“义务劳动”，给的小费居然只有几十美元。
保安说其中脸皮最厚的是科氏兄弟集团CEO大卫·科赫，让别人搬的东西最多，却从来不给任何小费。
这就是美国的“扶贫”。相比之下，欧洲的福利，一直以来是不错的，比美国要好，但是，他们的扶贫却在另外的地方翻车了。
2
前段时间，德国奥格斯堡市的劳动署帮一个19岁的女子介绍工作，这本来是件好事，结果当她拆开劳动署的信时，却发现劳动署让她去妓院的吧台工作。
这家人当然气得破口大骂，这事被媒体曝出来之后，当地劳动署的人马上道歉，说劳动局的工作出现了失误，“未能先征询意见，过早地发出了信函。”原则上不会推荐他人去当妓女。
图源：德媒对此的报道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事，是因为2004年以后德国的劳工法规改了，劳动署可以给无业者介绍各行各业的工作，而且除卖淫这种特殊行业外，劳动者不得拒绝，一旦拒绝就会被削减救济金。
而2002年，卖淫在德国就合法化了，也有养老和医疗保险，和其他职业一样。所以其实劳动署介绍无业者去当妓女是合法的，并不违规。
劳动局如此，私人救助企业也不行。
德国的扶贫政策，早已误入歧途。德国有个作家写过一本《反社会的人》，用自己的亲身调研揭示了这一切。
一说到德国的产业，你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
德国汽车产业？建筑产业？
不，是社会救助产业。
德国这个产业有足足200万人，多于汽车加建筑加采矿加渔业加能源业从业人数之和，年产值1150亿欧-1400亿欧元，产业增速是德国经济增速的7倍。
德国最大的企业不是什么西门子、大众、奔驰，而是一家名为明爱会的天主教救助组织，有50万人。
社会救助产业是干啥的呢？
简单来说就是帮助失业人口，弱势人群，扶贫，出发点是很好的。
但问题在于，劳动部门把这些“扶贫”的工作包出去给了私人就业公司。
对于这些私人公司来说，要保证自己财源滚滚，最快的方法不是真的解决就业问题，而是疯狂抢人头，人头越多，越能找政府要钱。
比如他们给一个人介绍的工作是，去观察一种叫“大鸨”的鸟类，四个人一起，他说这比待在家里还要无聊。
这人去反应之后，公司给他换了一个——让他去图书馆里抄腓特烈大帝的书——这比上一个工作还要无聊。
然后就业公司就给他安排到一个办公室，整整8个月，他去接了两次电话，取了几次邮件，给汽车加了两次油，然后他拿到了一份证明，里面称赞他工作做得真漂亮。
最后他气得把自己的就业公司告上了法庭，“我就想要一份真实的证明，证明我这8个月什么都没做。”
还有28个妇女被安排到红十字会的一个衣物申领点，每个月会有一卡车的捐助衣物被拉过来，她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衣服洗好了分门别类。
但是，从来没有人来领过这些衣服。
到了下个月卡车就会把这些衣服拉走，然后处理成碎布卖掉。
这些人的工作有没有意义不知道，但是介绍他们工作的就业公司因此拿到了源源不断的政府补贴。
这就是“社会救助”产业搞笑的地方——真正得到了好处的不是那个被帮的人，而是那个帮人的人。
一个叫哈拉尔德的人创办了家流浪汉救助机构，然而他自己年薪40万欧元，住着别墅，还有一辆玛莎拉蒂。
从1994年-2010年，在德国医疗水平不断增长的时候，德国的残疾人数量却翻了一倍，被鉴定患有各种精神病的人数增长了130%，被鉴定患有学习障碍的人数增长了66%。
因为想要帮助贫困人口而生的产业，结果却主动制造了更多的贫困人口。
作者无不讽刺地写道：“德国几乎有一半需要救助的儿童都是‘学习障碍’，这一残疾类型就像瘟疫一样在整个国家迅速传播开来，而其他国家的人似乎对此都有免疫力。
学习障碍是一种只存在于德国的残疾类型。”
而且，这些被鉴定成“学习障碍”的孩子，全部来自于贫困人口集中居住的区域。一旦他们被贴上“需要救助”的标签，他们就无法去正常的学校读书，而是去救助机构开办的特殊学校。
在这种学校里，有76%的孩子在离开时，连最基本的普通中学毕业文凭都没有。
没有文凭就意味着找不到工作，那么就又可以划拨到失业人群里，救助机构就又可以来帮（赚）忙（钱），介绍你去残疾人就业工厂，以后还有养老院。
他们这操作，就好像是我根本不解决贫穷，我直接把贫穷当成残疾的一种给你打入另册。
有人肯定要问了，这帮人拿着政府的钱扶贫搞成这样，没有人监督吗？
一是政府部门根本就管不过来，二是那些在社会救助企业中兼任高层职位的联邦议员有218席，占全部联邦议员人数的 35%。
官商利益绑定，谁会去动他们？
平心而论，德国小国寡民，福利水平比美国要好得多，很多被划进贫困人口的人，物质上并不贫穷。
作者去看的所谓的贫困家庭，家里该有的东西都有了，微波炉、电视机、冰箱、电脑，游戏机，除了书以外什么都有。
但他们依然贫穷。
有人说不对呀，这种生活乍一看还挺好的呀？
打个比方，二十年前，小霸王游戏机流行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你，现在你不用工作了，可以天天玩小霸王看VCD，有衣服穿有东西吃，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日子还不错。
但是二十年过去了，你还是天天都“小霸王其乐无穷啊！”而且连你的儿子也开始“小霸王其乐无穷啊！”甚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你的子子孙孙都要“小霸王其乐无穷啊”。
你还会觉得这是个好日子吗？
作者采访的高校大学生，几乎一无所有，但他们从不觉得自己贫穷，因为他们能切实地能参与到各项社会活动中，有理想有未来。
可那些什么都有的贫困者，被隔绝在了一切社会活动之外，没有未来。
因为长期的失业状态，这些贫困者连按时到岗都很难做到，所以任何一家正常公司宁肯去其他欧洲国家招人都不会要这些人。
因为从小就没有人教他们应该怎样和其他人配合，所以社区皮划艇不会找他们，唱歌跳舞不会找他们，投票更不会有他们，就好像他们压根不存在一样。
无言是最大的轻蔑，而他们只能忍受这种轻蔑，一点改变它的希望都看不到。
而且，因为家庭教育的缺失，他的儿子，他的女儿，以后大概率也会过上同样的日子。“一朝是底层，一辈子都是底层。”
作者多次去了被救助者安德烈娅·蒂尔的家，最后他只能哀叹，他们的问题不是物质上的贫穷，而是精神上的：
蒂尔女士早就没有了概念，到底有多少救助者在她的生活里努力地防止一件必然会发生的事情：雅思敏和弗洛里安也会像他们的母亲一样，成为一辈子社会救助体系的忠诚“顾客”。
蒂尔一家，就是德国社会福利制度破产的象征，连蒂尔女士自己也看出了这一点：“他们在什么事情上都能帮助我们，但却总是帮不到点子上。他们也确实花了很大功夫，但我却还是觉得孤立无援。”
那中国的扶贫为什么能做成？
先说个有点好玩的例子，青海省有个地方叫塔拉滩，降水少，以前因为过度放牧，荒漠化很严重，牧民的羊成活率很低，贫穷，要啥啥不行。
结果，2013年，这里搞起了光伏产业园，黄河水电公司在这里建了一个大型光伏发电站。
但建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发现，荒漠化的土地一刮风，砂石就会影响发电，有时还会搞坏设备。
于是，为了保护设备，他们就在光伏板下面种牧草，
没想到，因为光伏板挡住了阳光，而且工作人员不时要用水冲洗光伏板，多年荒漠化的地方牧草居然长起来了。
种了一年之后，牧草竟然长得比光伏板还高了，生态恢复了。
但马上问题又来了，草太高影响发电不说，还容易失火。
黄河水电公司的人一看这不行啊，必须要除草，拿什么除呢？
放羊。
正好，当地有16户贫困户，都是村民，年龄大了，或者身体不太好。黄河水电公司就和他们签放牧协议，让他们家的羊在光伏园区里吃草。
一开始，他们投了600只羊，为了保护好不容易恢复的生态环境，还注意分开放牧了，后面发现效果不错，又追加到数千只。
结果就是当地一口气把发电、荒漠化和扶贫的问题全解决了。时不时还能吃顿羊肉，大家都流下了幸福的口水。
2017年，央视在《还看今朝·青海篇》里专门提到了这个故事，“光伏羊”一下子火遍网络。
但其实如果去深究的话，光伏羊的出现并不是偶然，它的背后是国家长期投资基建带来的必然。
这个光伏园项目全称叫“龙羊峡水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是西电东送大战略的一部分。
光伏园和不远处的水电站是一套的，光照强的时候，水电站就少发；到了阴天就通过电网调度系统自动调节水电发电，把原本不稳定的光伏变成了稳定的电源。
这些电源再通过特高压输出去，比如江苏就用上了青海的电。
光伏羊只是整个大战略惠及当地居民很小的一个例子，有了这些基建，即使没有光伏羊，当地人也可以在党员干部的帮助下，找到别的脱贫路子。
在中国的扶贫里，有很多类似的事：
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扶贫，搞旅游业，搞养殖业，养猪养鸡养奶牛，现在已经成了乡村振兴的标杆，景色好产业棒，旅游业都搞起来了。
但在这些产业落地之前，是什么？
是当地的扶贫干部带着头给村子修排洪渠、修路，搞危房改造，拉项目通水通电，这些基础搭好以后，才是技术培训、产业扶贫。
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口镇扶贫，异地搬迁前，干旱少雨还没地下水，什么产业都整不起来，搬迁后79.6%的贫困人口都脱贫了。
但在这背后是什么？
是扶贫干部一家一户去做工作，解决他们的疑虑；找各个单位在搬迁地弄项目盖工厂建学校提前解决住房问题、就业问题、医疗教育问题等等等等，扶贫扶思想。
搬迁前和搬迁后
所有中国式的扶贫都是这样，看得见的是成功后的喜悦，看不见的是背后数十年如一日的长期投资。
整个过程中，基层的扶贫干部是最累的人。
他们要根据当地环境想合适的产业不说，还要了解每家每户的想法，要会做思想工作，有时候为了给别人培训技能，自己还得先学会农业、林业、畜牧业。
事情全部做完之后，还要走严格的验收程序，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一个不符合都要打回来，要保证资源都去到它该去的地方，严格监管。
摘帽以后还不算完，还要排查返贫隐患，摘帽不摘责。干部很多都和当地人有感情了，会想着干脆再扶一把，送大伙儿奔了小康自己再走。
为了扶贫这项工作，有无数人奉献了自己宝贵的青春，有的甚至在扶贫路上牺牲了。
截止2019年6月底，就一共有770名扶贫干部牺牲在了一线。
方璇，湖南省桂东县青山乡副乡长，2017年8月2日，在前往联点村扶贫的途中，因车辆滑落山崖不幸殉职，牺牲时才26岁。
她工作的青山乡，是桂东县位置最偏远、脱贫难度最大的乡镇，她年纪轻轻的，却经常为了乡亲们跋山涉水，给他们准备异地搬迁工作，给孩子们建幼儿园，经常忙得不知道休息。
方璇牺牲一年后，经国家专项评估检查，桂东县在罗霄山片区率先脱贫摘帽。
秦永志，唐河县大河屯镇肖庄村扶贫干部，2020年11月9日，在进村入户核算收入的过程中突发心梗，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3岁。
生前，他给自己的帮扶户王明绪贴的最后一张纸条，是给对方计算历年收入的：2016年3716元，2017年4310元……2020年13668元。
在他的帮助下，四年时间，王明绪不仅收入翻了几番，人也变了样，以前懒，邋遢，连屋子都不爱收拾，整天在村子里闲逛，现在每天都干活，越来越勤快，生活也有了奔头。
回过头来看，美国和德国扶贫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扶贫也是一件符合西方市场经济规律的事情。
但实际上，扶贫注定是一件违背经济规律，甚至违背人性的事，很多时候是没有经济效益的，必须要政府的意志推动，强力监管。
西方的扶贫政策，给了资本家牟利的自由，给了贫困户当废物的自由。就像他们在疫情里给了所有人被病毒感染的自由一样。
但在中国的扶贫政策里，有完善的制度，有严格的验收程序，有天天督促你上进的扶贫干部，没有乱伸手的自由，没有当废物的自由。
好吃懒做每个人都想，但不劳动的人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的。
中国的扶贫干部就像很多女生嘴里说的那种完美男友：天天拉着你自习，每天都督促你上进，看你不学习反手就给你一巴掌。
当然，中国的扶贫也不是完美的，很多人也提过，哪里哪里有程序复杂，形式主义的问题，哪里哪里有乱撒钱，贪腐问题，有重复建设的问题。
但中国没有因噎废食，没有因为细节的问题否定整体，而是不断完善，继续前进。
这种全方位的扶贫，全世界也就中国做到了。
这个过程很艰难，可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价值的事，都注定是无比困难的。
新中国的很多政策，都是在做困难的事，而不是做容易的事。
比如应对恐怖主义，美国就是动武，跑到别人的土地上斩蛇斩头，很帅很炫酷，但结果呢？杀了对方的首脑，美国赢了吗？恰恰相反，针对性的报复反而愈演愈烈。
中国应对恐怖主义，是思想教育+扶贫+基建一起搞，几十年如一日，彻底根绝恐怖主义诞生的土壤，这方法见效慢，但能换得长治久安。
显然，前一种比后一种容易，做完还能上热搜，可做了没用。
扶贫也是一样，其实如果我们想，我们也可以像美国欧洲一样光发钱，发钱谁不会呀，做起来还容易，还有高华拿了钱以后洋洋得意炫耀帮你在朋友圈吹牛。
扶贫干部们要授人以渔，做思想扶贫多难啊，很多时候你都想好了完善的计划，磨破了嘴皮，但对方就是因为各种各样奇怪的原因不听你的，想想就让人头秃。
但结果是，扶贫这件事，美国人做了半个世纪，德国人做了一百多年，到今天还是一笔烂账，而中国不过几十年，就已经初见成效，联合国统计的全球10亿脱贫人口，中国就占了7亿。
在我们这里，共同富裕，绝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句政治承诺，总有一天要做到。
在中国前进的路上，我们一个人都不会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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